研究生学术研究入门发凡

郭继民韩静

研究生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研究生以学术研究、学术探索为要旨，尤其对博士研究生而言，更是如此——倘若仅仅以一纸文凭为跳板去达到其他功利性目的，那么，攻读学位（尤其博士学位）至少不是最佳选择。当然，研究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不过，至少在读研期间，研究生须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否则，“研究生”就真的徒有虚名了。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即便是博士生，其就业压力也愈来愈大，而所谓“博士”的“金字招牌”似乎也有逐步滑向“银字招牌”甚至“铜字招牌”的趋势。悉心考量之，则知“贬值”之要因不在于扩招而导致的数量增多，而在于研究生“学术含量”的缩减。

因此本文在于讨论研究生如何去研究学术，尤其针对将来以学术为业的研究生，来谈几点体会和做法，以期能给研究生朋友以微薄的帮助。毋庸置疑，学术研究乃是无止境的事业，且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要求，但就其共性而言，学术入门当从以下诸方面考量之。

一、做学术要“立其大”

“立其大”本为孟子所谓君子的“成人”之教，笔者姑且借用于学术研究。此处的“立其大”有三层含义：一为远大的学术志向；二为宏大的学术视野；三为博大的学术胸怀。

远大的学术志向。真正以学术研究为业之人，一定要树立起远大的志向。远大的学术志向不但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强大的精神动力，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学术成就大小的关键因素——狭隘的志向有时会成为影响创造力发挥的障碍。对此，宋人苏东坡说得明白：“古来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唐人王勃亦有“老当益壮，难易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慨叹。在今天，谈“学术志向”似乎显得过时，因为当下的“志向”，多集中于物质利益的层次上，不但青年学子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兴趣，即便学术界中的所谓“名流”也玩起了“曲线救国”的游戏——假学术之名而获某种实惠。也许就个人而言，缺乏远大的学术志向顶多意味着人生职业的改变，但对一个民族而言，若不能有一大批人怀抱远大的学术志向，是注定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恩格斯曾对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现状进行严厉的批评：“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1]无疑，一个民族是时刻不能离开刚健的学术精神的，而作为学术研究生力军的研究生，更没有理由不树立远大的学术志向。

宏大的学术视野。宏大、开阔的学术视野是提升研究生学术品质的关键要素，某种程度上，学术视野决定着研究者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学术视野，或曰学术眼光，是指学人在学术积累的前提下，对其研究领域及相关领域的关注度、把握度及对问题未来发展的预测度。无疑，宏大的学术视野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做铺垫；但同时，学人还必须把视野放宽，不领域的问题，而且对相关领域乃至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有所关注，并从中吸收有益的思想、观点及研究方法。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就非常关注数学领域的新进展，他成功地把计算数学方法运用到物理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数学家丘成桐不但关注与数学相关的领域，他甚至非常关注文学领域的进展；物理学家钱学森除了深研物理学外，还关注思维、教育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了“大成思维学”这一跨学科的综合命题。当然，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属马克思，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一生中能有两个发现（即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该是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进展，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2]事实上，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恩格斯的论述，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宏大的学术视野，才最终导致他的两大发现。

我们倡导宏大的学术视野，并非让研究生去研究各种问题——必须承认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而是通过学术视野的拓展，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学术舞台和空间。否则，学术研究将窒息在本领域狭隘的“一亩三分田里”，尤其在学科分工如此精细的今天，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如计算物理同实验物理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要突破制约学术发展的禁锢和瓶颈，必须要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更何况，宏大的学术视野亦有助于学术境界的提升。

博大的学术胸怀。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具有兼容并蓄的、博大的学术胸怀，能吸纳并容忍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事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而是承载着人类文化传承、精神润泽的使命。个人的学术说到底是人类文化、人类精神作为“类智慧”的整体性精神在个体中的投射，对于具有地域性的人文学术而言，这种探索打上了民族色彩的烙印；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学术探索则是典型的“类智慧”，它反映了人类作为“类存在”对自然宇宙的认知。无疑，个体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探索既分享、发展了整体性的智慧，同时客观上也丰满了个人的智性生活。学术作为探索性的精神活动，也许就个体而言带有个体的特征，但就整体推进而言，它是属于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因此，治学者必须有谦虚的胸怀。惟其如此，学者才能博采众长，与志同道合者协力推进学术研究的进程。若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固步自封，不能吸收别人的优点，不能与他人形成合力，其学术研究最终亦难以取得重要突破。

二、做学术要“抓细节”

“立其大”主旨在志向、视野（境界）与胸怀，是谓大；同时，真正深入的学术研究还要“观其小”，这里的“小”指的是“细节”。在管理界，人们提出管理的核心在于细节；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核心亦在于细节。以中国哲学为例，当谈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大凡学过中国哲学史的人皆可脱口而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等等；然而这只是粗线条的常识概括，真正的学术（问）在于“细节”。以研究宋明理学为例，人们势必要追问宋明理学的基本内容为何？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周敦颐成为“北宋五子”的开山人物？是谁影响了周敦颐？……这样层层追问下去，问题愈来愈深入，愈来愈专业，亦愈来愈“细节”化。又如遗传学中，导致遗传的外界因素很多，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变异的原因无疑是充满了艰辛和困惑的“系统过程”。经过数代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发现遗传/变异的因素在于微小的细节——基因。学术研究的关键步骤就是寻找出隐藏在庞大现象后的那些重要的“细节”，这在考古学、侦探学中尤其如此。

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固然在于找出决定、影响整个体系的核心点——细节，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须强调另一面，即问题的切入亦要重视“细节”。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人们可以从宏大的社会背景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角度入手，然而马克思却从微观的细节——商品——入手，层层剖析，步步推进，进而把资本主义的制度解剖殆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解决佛教传播的问题时，同样绕开了宏观的研究模式，而是从“细节”出发，他通过分析梵文“佛”字的演变，恰当而正确地解决了长期困惑人们的佛教传播问题；同样研究魏晋文学，鲁迅先生并非从传统的“大格局”出发，而是从“药与酒”等“小物件”入手进而呈现出魏晋文学、玄学之风貌；号称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更以长于细节研究著称，例如，在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时，他甚至考证白居易与琵琶女谁先下船的细节，这种“细节”研究可谓到了“琐碎”的地步。然而大师毕竟是大师，研究细节而不拘泥于细节，其宗旨在于细节背后的东西。这种“细节”研究凸显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那么人们不仅追问，为什么大师能有一双发现细节的“慧眼”？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有一切“情语皆景语”的论述，即言“感情所至，皆成美景”。同样大师之所以能发现那些重要的“细节”，关键在于其“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场域之中，一切对象或问题皆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寻找的“细节”。

三、做学术要“找问题”

如上所述，要拥有一双发现“细节”的眼睛，关键在于要有一种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对于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至关重要，科技哲学家波普尔甚至认为科学始于问题，他认为：“从科学发展来说，科学开始于问题——这是因为理论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是从问题开始的。”^[3]对于科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意见不尽相同，但波普尔的意见仍然值得重视。道理很明显，很难想像，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人能有什么大的发现！人们平素所谓的“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的说法大抵是一个美丽传说，但故事却也道出了部分真理，那就是牛顿始终有一种“问题意识”，否则，若常人一般，即使整天呆在苹果园也断然不会产生万有引力的想法。回顾人类科技发展史，许多重大发现/发明似乎都在“灵光一现”中发生，如苯的分子结构，竟然出现在德国化学家凯库勒的梦中；“浮力定理”竟然“浮现”于阿基米德的澡堂之中；如此等等不同寻常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因为种种偶然皆处于科学家的“问题意识”之中。正是由于科学家对“问题”的魂牵梦绕、锲而不舍的探究，才最终导致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才能使其在司空见惯的惯常现象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并于微小的“细节”中获得灵感而“顿悟”。

那么，如何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呢？

以笔者浅见，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悉心保护其好奇心；二是倡导一种怀疑精神。

好奇心是科学发现的“触发器”和“药引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开始哲学探索源于对自然万物的好奇，他们先是对身边种种迷惑的好奇，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然后对一些较重要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动以及宇宙之创生，提出了许多困惑。”^[4]不独哲学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学术研究）皆需要“好奇”，由好奇到问题到困惑到解释到探索，再到重新产生好奇，这就是人类学术研究的一般模式。当然，若抽出问题环节，单独考量，则成为波普尔的“问题——解决问题——新问题”的范式。鉴于此，研究生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好奇之心，不要为他人所讥讽的“幼稚”所吓退，殊不知，科学发现总是从无知和幼稚开始，恰恰因为“近乎无知的好奇”，才引起兴趣，并在浓厚兴趣的牵引下，持续探索，人类才得以将科学研究事业持续推进——“好奇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同时，研究生要逐步培养“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既包括勇于对权威、前人、导师说“不”的勇气，亦包括对惯常理论、常识敢于质疑的创新品质。怀疑，不是无端的怀疑，而始终在“困惑”中怀疑，在“探索”真理的维度中的怀疑，惟其如此，学术事业才得以整体推进；倘若人类缺乏怀疑精神，那么所谓的学术事业、科学发现将保持在原有水平，止步不前。关于“怀疑精神”的论述，业已太多，兹不多谈。

四、做学术要“重方法”

那么，是不是借助“好奇”和“怀疑”所培养的问题意识，研究生就可以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纵横驰骋呢？非也，学术研究固然需要上述品质，但学术方法亦至关重要。研究生正处于学术研究的入口处，合适的方法就是入门的钥匙。不过，由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具体的研究方法，且具体的方法多须在“实践”中产生，故空谈方法似乎无益。由此，本文侧重于“共性的方法”，以求为研究生朋友学术入门做一导引——也许，将之称为学术研究“路径”更为恰当。

学术研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扑“经典”，无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钻研经典乃是进行学术积累和学术训练的最有效的方法。经典著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精华，其作用不可替代。当然，经典并非意味着没有问题，也并非意味着不可超越。恰恰相反，经典中亦存在问题，否则，牛顿的经典力学就不会被爱因斯坦超越，欧式几何也不会为非欧几何所超越。直扑经典并试图在经典中发现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学术研究站在高的起点，倘若从二流、三流的著作入手，就注定了学问很难做到极致。譬如研究庄子，须从庄子的原著入手，若从“××讲庄子”入手，那么其学术水准将大打折扣。笔者并不否认有一流学者能将学术经典研究得深入而透彻，但别人的研究再好最终只能是参考，不能代表自己对经典本身的研读与体悟。学术贵在“自悟”，贵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独特体认和真知灼见，而此真知灼见非从自己心田中流出不可！倘若不能有自己的洞见，学术做得再好只能起到“传声筒”的作用而已。

其次，当（研究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对象）后，要做一番“学术问题史”的清理工作。确定研究的对象后，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古今中外的参考文献，并对诸多文献资料做一专题研究，其作用大致有三：一是通过对该问题的清理，做到心中有数，即明了前人将该问题研究到哪个程度，哪些问题还没有触及到，自己能将问题解决到哪种程度；其二，通过“学术问题史”的清理，纵览各种观点，以避免出现自己所谓的学术创新乃是前人早已说出的常识的尴尬局面；其三，从前人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以推进自己的研究。这种启示是多方面的，既有方法上的借鉴，也有思路上的开拓；既有材料上的支撑，也包括思想观念的启迪，等等。事实上，这种方法历来为学者所采用，且行之有效。如牟宗三先生一旦找到问题，就寻求各种关乎其问题的文献资料，闭门不出，直至将问题研究清楚，然后又历经沉思、酝酿，最后洋洋洒洒，将厚重的学术思想呈现于世人面前。

上述两方面，侧重于“学术的路径”，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且最吃力的方法，那就是学术积累。学术研究，只有途径，然而却没有捷径。任何方法必须建基于丰厚的学术积累上面，否则一切方法皆是空谈。马克思之所以有如此丰厚的思想，就在于它有非同一般的学术积累，且不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对经济学的涉猎如何广博，即便早期的马克思对哲学、社会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涉猎就足以惊人。马克思去世后留下的七大箱的文稿和笔记即是明证。鲁迅先生曾言，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阅读和写作中的。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做学问的积累功夫亦不同寻常，开始做摘录、分类卡片，后来卡片越来越多，以至于给卡片做索引，甚至发展到给索引做索引了。正因为何先生在学术积累上做足了功夫，所以何先生的学术思想才源源不断地流注于笔端，滋养了诸多学人。

也许，有的研究生认为自己不是大师，只是常人。须知，大师与常人并非天生就有那么大的区别，亚当·斯密曾言：“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要少得多。”^[5]大师与常人的差别，更多地表现在后天的“积累”工夫上。确乎如此，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断然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思想。这是最笨的方法，却也是做学术的不二法门。离开了丰厚的学术积累，空谈学术，无异于沙上建塔，痴人说梦。研究生风华正茂，正值精力旺盛之时，一定要在学术积累上下大工夫，为今后的“厚积薄发”做好准备。

五、做学术要“恒如一”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并非其神通广大，智慧超常。大师亦是常人来做的，不同的是，大师能将全部心思凝集于一个点上，终其一生致力于一件事，即具有孔子所谓“一以贯之”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卓越代表牟宗三先生在八十大寿时，亦尝云：“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只作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6]。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曾言：“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能集中你所有的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不错了。”^[7]大师表现出来的才华，也许有学识渊博的一面，但其渊博的学识就在于为某一特定的“事”服务。譬如，牟宗三先生学贯中西，但其目的仍在于深研并弘扬儒家学说，若无广博、雄厚的基础，怕是很难彻悟儒家的精髓——这其实表现了“博”与“专”的关系，“博”的目的在于“专”，与笔者提倡的“恒一”论述并不矛盾。当然，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确实有诸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因为当时学科分化不甚细密，且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不甚深入。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科分化如此精细，很难有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了，这尤其凸显出“恒一”、“聚焦”的重要性。看准了的问题，就要有一种穷追猛打的“刨根问底”精神。当代科学家袁隆平先生将一辈子的能量“聚焦”于杂交水稻，数学家陈景润数十年痴迷于“哥德巴赫猜想”，陈省身终生沉醉于“拓扑几何学”，其成功之处，皆在于践行了“凝聚”与“恒一”的精神；否则，用“散光”的、面面俱到的“凹透镜”方式做研究，最终将一事无成。

除了对学术目标的专注外，“恒如一”还表征了冷板凳的“清教徒式”的精神，学术研究必须具有“殉道者”的精神：既要耐得住寂寞，不为外物干扰；又要遵从学术规范，用严格的逻辑和缜密的推理客观对待数据、结论。这种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训练亦迫切需要“恒如一”的精神。在这点上国外的学术工作者似乎做得更好，他们能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下，致力于严谨的研究工作。剑桥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就在于其将学问“做透”和“做到底”的扎实、严谨的学风，难怪剑桥大学的一位华人博士说“剑桥的论文一出，30年无人能超过”^[8]，也许此言有夸张成分，但大抵反映了剑桥务实、恒一的学术精神。相比之下，我国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上多缺乏坐冷板凳的“恒、审”的精神，这既与外在于学术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关，亦与研究生的“定力”有关，如何保持住研究生的学术“定力”，是研究生面临的一道难题。倘若对学术研究有了兴趣和“定力”，那么肯定有助于学术事业的提升和拓展。

以上所述，仅是个人几点陋见，其目的在于帮助研究生朋友尽快步入学术研究的门廊，至于学术研究自身的乐趣，须由研究生朋友亲自“体味”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5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4.

[3]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22.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184.

[5]  王亚南.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9.

[6]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年谱[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75.

[7]  赵兰英.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N]. 光明日报，2011-09-01（13）.

[8]  邓勇.科学的思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61.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六期）